遥想四十年前——南京农学院为中国农科院代培研究生往事

    四十年前是1979年，那一年年初南京农学院（1984年7月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在南京卫岗复校。前一年12月在江苏农学院招收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共16人，从扬州迁入南京卫岗，进驻南农原址并开始上课。1979年9月份，1979届硕士生22人入学，同时接纳中国农科院代培基础课的研究生32人，一时间人丁兴旺，欣欣向荣。从1979年直至1982年，南农为中国农科院代培4届硕士生，1979年32人、1980年17人、1981年33人、1982年31人，合计113人。农业大学与农业科研单位规模化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往事，可圈可点，载入史册。

档案寻踪

我是南农改革开放后入学的首届研究生之一，作为亲历者，1979年9月起与中国农科院代培的研究生（以下简称代培生）一起上课，直到1980年9月，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预备部学德语准备赴西德（东、西德于1990年10月统一）留学为止。一年内与代培生多有交集，留下深刻印象，有的至今保持交往。人生易老，记忆渐淡，需要寻找有关文字记载，确证往事。不查不知，一查不胜惊讶，发现南京农大研究生院居然没有保存中国农科院代培生的完整名单。1979年、1980年这两届代培生名单缺失，1981年及1982年两届有名单，并编学号。何以如此？推想可能是因为南农复校初期，研究生无人专管，由教务处管之故。经查证，果然如此，南农在1981年11月才成立研究生部，马育华任主任，副主任鲍世问负责具体工作。教务处是否有这两届代培生的名单？也没有。这段多少人没齿难忘的峥嵘岁月，岂不成了没有文字佐证的“口述历史”？雁过留声，没有名单也该有点记录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生院刘妍追踪到南农校档案馆，终于查到1980年7月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给南农的“中农科研生院字第7号函”、1980年8月南农同意接受的复函存档件，此外还有1981年5月和6月两单位领导就代培研究生之事的往返公函各一封。

“请代培18名研究生一年基础课的函”（中农科研生院字第7号）全文如下：南京农学院：上半年承蒙代培我院三十二名研究生，并获得良好教学效果，谨向你院表示衷心谢意。今年我院计划录取研究生二十三名，其一年级基础课原拟全部请北京农业大学代培，但因该校目前校舍仍然困难，只能接受我院植病、农业气象二专业研究生，因此特再函商量，能否请你院再为我院代培十八名新研究生一年基础课（其中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七名，作物栽培三名，农业昆虫四名、兽医四名）。如蒙同意，请复函并告知开学报到日期。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章）。抄报：农业部教育局。

1981年5月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致南农李力院长、夏祖灼副院长毛笔书写的信件，金亲笔签名。信中提到，“1979年、1980年两年蒙你院代培研究生五十一名，并获得良好教学效果，十分感谢”，并派潘哲等到学校洽谈落实今后的继续代培。同年6月，南农回函金院长“欣表同意”。金善宝先生曾任南京农学院院长，热心中国农科院与南农建立合作代培研究生的密切关系，自是情理之一。当然，金院长舍近求远，不找北京农业大学代培研究生的主要原因，是因北京农大当时处于复校阶段，校舍困难，1980年北京农大只接收5名代培生，其余人18人（实际是17人）只好南下金陵。

代培之事有了文件依据，具体代培了哪些人？哪里有名单？1979届代培生张维理说，这个好办，朋友圈里一问可知。三天之内，张就发来79、80两届代培生名单，人数与公函所述相符，只是没有学号。

中国农科院79届南农代培硕士生名单(32人)

此后不久，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也发来1980年代培生17人的名单，而且是当年手写的。

同堂受课

1979年9月起，南农除了本校78、79两届硕士生外，又来了中国农科院代培生，研究生人数陡增，英语分成两个班。原来学过英语的研究生分在快班，原来学俄语或日语改学英语的，分在慢班。我与张维理、王韧等在快班，南农79届的方平、许康朴也是。

南京农学院1978年硕士生名单（19人）

南京农学院1979年硕士生名单（22人）

快班老师俞保丽，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英语水平甚高。1976年至1978年间被南京中医学院借调，在国际针灸班任教，1979年南农复校，校方强烈要求，从南京中医学院将俞老师要回，担任英语快班的老师。教材用当时问世不久的《新概念英语》，课后要求背书，做英译汉、汉译英作业，课上作听力测试。俞老师认真批改的翻译作业，如今还珍藏在书橱内。记得其中有一句巴斯德的名言，受用终身：“机遇垂青于有心之人”，原文是“Chance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年纪较轻的王韧、许康朴听力测试游刃有余，我缺乏音乐细胞，语感差，不敢掉以轻心。俞老师要求高，考试严格，第一学期将近一半人考试不及格，70多分就是高分。第二学期有人就转到慢班，改听王耀庭老师的课了。有的同学感觉不爽，让我这个班长向俞老师反映，要求太高了，给我们70多分的，在慢班可拿90多分，不公平。俞老师淡淡一笑，和颜悦色地说：“我就给这分数”。俞老师绝非刚愎自用之人，我1981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学德语回南农，她见我问：“你说说，你学德语与学英语的最大差异在哪？”我答曰：“德语从字母及发音开始学，不折不扣的‘听说领先’，时间虽短，可以开口，不像英语，功夫花了不少，阅读文献虽行，听说能力跟不上”。她凝神静听，若有所思。俞老师是我深为敬仰的老师之一，后来忙忙碌碌，可惜没有找到表达敬意的适当机会。

刚复校的南农校舍也不宽裕。三栋大屋顶的学生宿舍楼原由江苏省委党校占用，1979年下半年陆续归还，解决了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住房。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主楼，由杨廷宝设计，内有不少教室，用于上英语课等。主楼南面东西各有一楼，西楼为畜牧兽医系楼，当时由地面卫星站占用，尚未归还。东楼俗称土化系楼，里面已经整理出若干实验室，基础课生化实验就在此楼。有一次生化实验是唾液酶活性检测，各人用自己的唾液做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康玉林的唾液分解淀粉的活性特别强。黄为一说，难怪，康玉林如此壮实，酶功能强啊！后来康携妻赴美深造，在美国得子。举家回京不久，某日中国农科院忽然收到一封美国大使馆给“康凯先生”的英文信，众皆诧异，哪位是康凯？几天后水落石出，原来“康凯”是康玉林的儿子，几岁的毛孩子。美使馆给每个美国公民发函，提醒注意安全防止恐袭，孩子也不例外。

群英辈出

中国农科院的这些代培生后来几乎全部有留学经历，绝大多数都成了业务骨干，担任各种要职。1979届代培生王韧，1973-1976年山西临汾插队知青，1978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之前名山西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1982年获硕士，同年成为中国农科院第一批留美博士生，1985年获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博士。1985-1993年中国农科院工作，1993-1995年任英国国际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同年农业部召回，1995-2000年及2010-2013年两度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此后担任多个相关国际组织的职务， 2013年起任国际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1998年6月，我去兰州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参加谢庆阁主持的首个兽医“973课题”立项，王韧作为中国农科院主管科研的领导到会，久别重逢，听他讲了一番科技创新与“头脑风暴（brain storm）”，没有套话，颇为精彩。刘旭，1980届代培生，植物种资源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三个学兽医的研究生同行我特别关注。明如镜1980届代培生， “明”这个姓比较少见，名字又特别，我在读研之前，就常看到他发表在《国外兽医学文摘》的短篇译文，1980年我在上外学德语时，两人在沪约见。后来才知，他是傣族，可能是父母在上海。他毕业后在上海市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之后去了美国。才学鹏1981届代培生，曾任兰州兽医研究所所长、中国兽医监察所所长等职。童光志1982届代培生，曾任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兼兽医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所长。才、童均是兽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国农科院81届南农代培硕士生名单(33人)

中国农科院82届南农代培硕士生名单(31人)

我最熟悉的是张维理，1979届代培生。曾是北京知青到山西榆次庆城插队落户，1976年毕业于山西农学院土壤农化系，1979-1982年就读中国农科院硕士研究生，1983年赴西德，次年到哥廷根大学留学，198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之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博士后，1991年回国在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2003年更名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任职，获全国巾帼建功奖、国际粮农组织杰出科学家奖等多项荣誉。她1983年10月赴德，先到上巴伐利亚的茂瑙（Murnau）歌德学院，学德语半年，茂瑙是个美丽的临湖小镇，离慕尼黑有段路，著名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1866-1944）1909年在那里画了风景油画，成为传世之作。其时我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进城来看中国老乡，倍感亲切。依旧与在国内时一样，乐观洒脱，不拘小节。她告诉我，德国小镇的治安比大城市好，在那里，你不在家时不必关门，以便房东随时进出清扫；但是你在家时，则要锁上门，房东就知道有人在家，不会误入房间打扰。

1984年春，几个在德的南农同学，樊华、张维理、黄为一和我，专程到黄为一所在的卡斯鲁尔市聚会，并留下珍贵合影。哥廷根市区有个携鹅少女铜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可爬上雕像，亲吻一下少女，成为当地习俗。我于是效颦，1984年12月底，借参加某个会议之机，取道哥廷根，登上铜像吻携鹅女，张维理按下相机，记录下这个历史时刻，尽管我正式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一个多月之后，其时已递交了论文。

张维理经历丰富，很有代表性。上山下乡，后来读大学考研，再出国深造，回国服务，自强不息，修成正果。作为女性，往往要付出超出男性数倍的努力，张维理实现了她的奋斗目标。而且她是幸运儿，虽然错失谈情说爱的年轻时光，最终还是找到理想的终身伴侣，与一位德国男士结为夫妇。丈夫热心支持她回国工作并安家，婚后得到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1992年前后，我去北京，张讲了一个段子：她丈夫及小姑前不久在京，一天三人推幼儿车带着小女儿上街，不知情的路人以为两个德国人是夫妻，问张，你与他们是什么关系？张答，我是保姆。哈哈。

南农1978届的硕士生翟虎渠， 1984-1987年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1985-2001年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2001年7月调任中国农科院院长，直至2011年11月。这个“标志性成果”，续写了金善宝任南农院长-中国农科院院长的传奇。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40年前的事，现在才想起，查补这段南农为中国农科院代培研究生的历史，作为当事者，不免汗颜。“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刘妍不厌其烦查找有关材料和档案，感谢张维理等弄出1979年及1980年两届代培生的名单，感谢金继运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总算有记录在案，不管将来是否会有问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