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烁，1988年生，2011年就读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获学术学位硕士。目前就职于首都机场海关。

2020庚子鼠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影响了我们欢度春节的方式，但没有改变我对工作的坚守。在首都机场口岸，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随之拉开序幕。作为一名海关关员，在国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内防输出、外防输入，全力以赴防控疫情，是我奋力践行的使命，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离开家乡

2020年1月中旬，随着确诊感染病例逐渐增多且呈扩散态势，面对未知的病毒、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我隐约预感到在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中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时逢春节，机场客流量骤增，疫情防控工作更加严峻，本可以休假到春节结束再返岗的我再也按捺不住焦灼的心，1月22日，我离开了故乡，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能在工作时心无旁骛，同时也为了降低可能因病毒感染给家人带来的风险，我把两岁的女儿留在了老家，交给老人照顾。每次通电话或视频，他们都会平静地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放心工作，保护好自己。”直到有一次与心直口快的母亲通电话，我才得知原来仅仅两岁的女儿在最初离开我时就表达出强烈的想念，有时会在半夜醒来哭着找妈妈，有时需要一直抱着看着妈妈的照片才能睡着……也不知道熬过多少个艰难的夜晚。这段时间，女儿似乎长大了，现在会在视频时对我说：“妈妈，你去打病毒吧，打败病毒接我回家！”

大道至简，大爱无言。父母默默地、无私地付出，守护着我的孩子、支持着我的工作。女儿也在渐渐成长，等她懂事后想听妈妈过去的故事时，我会把这段难忘的经历讲给她听，告诉她，妈妈守护的是我们的祖国，因为有国才有家！

     穿上战袍

换下黑色的制服，我穿上白色的战袍——防护服，疫情防控不仅有使命感，也有仪式感。还记得第一天穿防护服工作，最深刻的体会就是闷热、憋气、流汗，甚至曾担忧自己会不会因缺氧而晕倒。而后，关于武汉各大医院防护物资急缺的新闻震撼了我，使我意识到防护服不仅在防止病毒传播方面起关键作用，更因疫情初期的紧缺而格外珍贵。慢慢地，我不仅习惯身穿防护服工作，而且为了减少防护服穿脱的频率、减少防护用品的损耗、节约物资，我会放弃在短暂休整时间里喝水吃饭的机会。

随着国外疫情的扩散，首都机场T3航站楼D区被设置为入境航班处置专区。记得入驻T3D专区后的一个班次，因回国旅客暴增，需转院旅客也迅速增加，超出了救护车的承载能力，一些旅客只能在半夜滞留机场。我们找来防护服分发给有需要的旅客并耐心安抚他们，有序转送。旅客并没有因长时间的等待而不满，相反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理解认同。防护服——隔离的是病毒，温暖的是人心。

     奋战前线

这里是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的现场，这里是24小时处于“战时”状态的疫情防控战场。在这里，我愿奋斗青春、我愿勇往直前、我愿践行铮铮誓言，因为我的身后是祖国、身边是战友、身前是同胞。

当武汉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则启用了加速键。在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工作日是用超过30小时来丈量的，这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也是意志的较量。有时为了提前做好测温设备的校准、水银温度计的洗消、排查单据的准备、现场流程的调整，提前几小时到岗工作已成为常态；有时为了做好后续旅客的处置、第一时间汇总上报当日信息，即便是连续超时工作数小时，也丝毫没有察觉。为了能够及时跟进随疫情变化而不断调整更新的防控方案，更有效更及时的执行最新的防控要求，我们将有限的备勤和倒休时间也利用起来，时刻关注手机工作通知群，尽快熟悉新的工作流程，捋顺新的工作思路。

由于专业背景，我承担了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及可疑病例转院等相对高风险工作，工作中接触最多、交流时间最长的往往都是有异常状况的旅客。有的因高烧精神不振，有的因严重咳嗽而说话困难，有的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疲惫不堪，还有仅仅十几岁便独自回国、惴惴不安的小留学生……面对种种情况，我和同事们不仅练就了“火眼金睛”、察言观色，冷静分析风险、做好处置判断，并且随时关注旅客的情绪和需求，在旅客心情低落时鼓励安慰、在旅客误解焦躁时劝导安抚。虽然我们的表情因口罩无法被看清，但是我们一直用善意的眼神、温柔的语调、关爱的语言让旅客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寒冬已过，春暖花开。空旷的街头再次车水马龙，沉寂的公园开始熙熙攘攘。中国的新冠疫情目前虽然得到控制，但国际疫情蔓延的风险和考验依然存在，我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岁月静好，为了山河无恙，我愿在国门前线继续负重前行！